完美体育 完美官方网站北大国际传播正热门，这些国际传播知识猫哥给你整理好啦！！10000+字！赶快背下来！！

　　国际传播目前非常热门，北大新传与传播学院、新媒体研究院都开设了国际传播，并且开始招生，名额还不少，北大正在大力发展国际传播，所以大家需要重视国际传播专题，今天猫哥为你总结了国际传播的所有知识点，万字长文，帮你盘点国际传播所有知识点！

　　国际传播以国家为主体的跨越国界的信息传播活动。国际传播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国际传播是指国与国之间的外交往来,包括首脑互访、双边会谈以及其他相关事务。这种传播活动是伴随着国家的出现而出现的。

　　狭义的国际传播是指以大众传播为支柱的国与国之间的传播。它随着大众传媒的出现和信息全球化的逐步展开而兴起。进一步讲，国际传播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由外向内的传播——将国际社会的重要事件传达给本国民众;另一部分是由内向外的传播——把有关本国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信息传达给国际社会。 国际传播与国家利益相关联,带有明显的政治倾向性和意识形态色彩，其核心是基于某种价值观的话语较量和话语权争夺。

　　全球传播这一线年代以后。随着冷战的结束和全球化浪潮的兴起，全球传播应运而生，包括经济全球化、政治全球化和文化全球化。全球传播的主要主体是非政府组织、跨国公司、个体公民等等。全球传播这一概念具有浓厚的技术依赖倾向，并且将重点放在了“信息”之上。这一概念在现代化理念和发展理论的基础上，为全球各个国家的发展勾勒出一幅以美国为标准的发展蓝图，却遮蔽了冷战结束后美国建立的意识形态霸权，抹杀了各个民族国家的所各自不同发展步伐。

　　跨国传播这一话语形成于多极化的世界格局之中。关于跨国传播，学术界没有明确的定义，但是普遍认为它具有以下几个特点：它是以现代国家为主体进行的政治经济交流。在政治上，它发生于国家与国家之间，具有间性特点。跨国传播是建立在主权国家基础上的，主权国家具有相对平等的外交权。因此，跨国传播成为国际传播中的重要外交途径。在经济上，跨国传播的主要主体是国际跨国公司。跨国公司通过在全球建立公司分部等形式在国家与国家之间进行经济往来和资本积累，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世界市场的形成。因此，跨国传播是当今国际传播中的重要形式。

　　跨文化传播学是传播学的一个重要分支或扩展领域，20世纪40年代后期诞生于美国，至70年代末期，逐步发展成为一门有着独特理论体系的独立学科。美国文化人类学家爱德华霍尔第一次使用了跨文化传播的概念，1959年他的《无声的语言》标志着跨文化传播已经形成了一门独立的学科，因此爱德华霍尔被认为是跨文化传播之父。

　　跨文化传播，指的是处于不同文化背景的社会成员之间的人际交往与信息传播活动，也涉及到各种文化要素在全球社会中迁移、扩散、变动的过程，及其对不同群体、文化、国家乃至人类共同体的影响。主要关联到两个层次的传播：日常生活层面的跨文化传播和人类文化交往层面的跨文化传播。研究目标包括描述特定文化之间传播的性质，揭示文化的异同；基于对文化异同的理解，研究消除人们由于文化屏障造成的传播差异的途径；更好地理解自己的文化，理解文化的创造和分野的进程。

　　Hofstede曾将文化比做成“洋葱”，他认为，文化（特别是企业文化）是由外而内的四层组成——符号、英雄、礼仪和价值观。因此，文化具有很多层次，最外面的一层是最容易观察的事物，如衣服、食物、饮食方式、建筑和风俗习惯等等。第二层是英雄人物性格，即在一种文化里，人们崇拜的英雄性格所具有的精神内涵。第三层是隐藏的文化，如价值观、宗教和生活方式、对错是非的看法、社会规范等等。第四层是无形或者说隐性的文化，如文化价值观、世界观等等。

　　文化维膜理论是由帕森斯提出的，强调关于本民族文化抵御外来文化侵扰而产生自我维护的功能理论。这个理论认为，一种文化通过吸收同质文化，排斥异质文化，来实现文化的积累、凝聚、储存和传承，并且通过吸收外来文化成分以形成新文化的基础。因此，相对稳定的文化结构模式与文化的选择、自我保护功能（即维模功能）相联系。

　　简言之，维模功能可以使原有文化圈对外来文化起到一种选择作用和自我保护作用。当外来文化有利于原有的文化模式的维护时，便容易被接受；而如果外来文化对原有的文化模式具有危害或破坏性时，维模功能便起到一种保护作用，竭力阻止外来文化的侵入。

　　文化折扣也称“文化贴现”，是指任何文化产品的内容都源于某种文化，因此对于那些生活在此种文化之中以及对此种文化比较熟悉的受众而言，具有很大的吸引力。而对那些不熟悉此种文化的人来说，吸引力则会大大降低。简而言之，即指因文化背景差异、国际市场中的文化产品不被其他地区受众认同或理解而导致其价值减损，从而产生文化折扣现象。

　　1988年，霍金斯等人第一次正式提出了“文化折扣”这一概念。这一概念常常在国际传播中使用，是国家传播中较难实现有效传播的症结所在。研究认为，语言、文化背景、历史传统、价值观等都是文化折扣产生的重要原因。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能在一定程度上减少文化折扣，在计算和情感两个维度推动国际传播的不断发展。

　　文明冲突论是指由美国政治家塞缪尔·亨廷顿创建的理论。这个理论认为，一，未来世界的国际冲突的根源将主要是文化的而不是意识形态的和经济的。二，文明冲突是未来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胁，建立在文明基础上的世界秩序才是避免世界战争的最可靠的保证。三，全球政治格局正在以文化和文明为界限重新形成，并呈现出多种复杂趋势。四，文化，西方文化，是独特的而非普遍适用的；文化之间或文明之间的冲突，主要是目前世界七种文明的冲突，而文明和儒家文明可能共同对西方文明进行威胁或提出挑战等等。

　　评价：该理论具有强烈的的色彩，并且是在以西方文化为主体的基础上提出的，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和片面性。

　　对外传播指的是以外国受众为目标、由内向外的信息传播。其主要经过两次范式转变：

　　国际上，冷战结束后的权利集团为了实现全球垄断体系而不断塑造、建构普遍主义价值和话语体系；而发展中国家需要引入资本和技术得以发展，所以主动融入全球贸易体系和全球传播话语体系，对外文化表达上基本上对西方主流的全球化价值认同采取跟随的状态，呈现出一种用西方视角和话语体系来描述自身的自我东方主义的倾向。对于中国国内而言，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的对外传播一直深受外部全球化进程和内部市场化进程的双重限定。

　　一个总的变化趋势是国家从战略高度着眼，对包括外宣事业在内的大传播事业进行整体性的权力收束和机制再造。1）对外传播话语体系的更新。中国迫切需要向世界说明自身与对外传播的话语体系无法在“全球化”话语体系中得到合理解释的矛盾需要新的价值体系和线）对外传播的朝向转变。转向群众路线的基层传播、从面向西方发达经济体转为更多地面向周边发展中国家。

　　周边传播就是信息或物品或人本身由发生点向周边各个国家由近及远不断扩散的过程，周边传播是两个或多个相邻或相近主体之间进行的信息传播活动。

　　这一概念是在一带一路背景下，由中国学者陆地教授提出的。从字面上理解，“周边”就是代指相邻、周围的意思。“周边”一词在新华字典中的解释是周围的边缘。“周边”的概念在国际关系领域、外交领域、军事安全领域的运用较为广泛。周边传播的传播主体具有多样性、传播渠道具有立体性、传播效果具有直接性、传播内容具有不可控性。中国不能只重视对西方国家的传播，更要重视周边传播，避免“进而不亲、亲而不近”的现象发生。

　　“数字化公共外交”是指外交机构、民间组织或个人开展的以对象国的公众互联为抓手，以对话、参与和关系建构为目标的对外传播活动。借助于日新月异的数字技术和蓬勃发展的社交平台，数字化公共外交突破了传统“外交辞令”和工作规程的限制，融入开放性、真实性和独特性等数字社会文化的价值理念，在具体实践中吸取了精准化和分众化等前沿传播理念。

　　从本质上看，数字化公共外交依然致力于“影响”和“说服”对象国公众，但更加注重对受众意见的认可、尊重与反馈，以此与受众建构积极的“长效关系”，在国际舆论场上营造一种有利于本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对外交往的“良性气候”。

　　在技术层面，脸书、推特等社交平台的“信息传播+关系建构”的功能成为数字化公共外交运转的基石，并为公共外交主体与对象国公众的双向交流提供了条件。

　　在实践层面，各国外交部门、驻外使领馆、职业外交官越来越多地引入数字技术辅助其日常工作。近年来学界相继提出“公共外交2.0”“虚拟外交”“网络外交”“数字外交”等概念来描述这一趋势。

　　数字公共外交在外交实践中引入数字技术旨在强化公众参与，从而区别于传统上局限于官方和精英阶层的运作模式。

　　关于传播与国家发展的理论首先是由西方学者提出的，尽管这些理论后来受到了许多批评和修正，但其中的一些基本观点仍然为国际传播奠定了基础。

　　美国社会学家丹尼尔·勒纳提出的关于大众传播与国家发展的基本理论模式是这一研究领域中最有影响的理论之一。他的主要观点体现在1958年发表的《传统社会的消逝——中东的现代化》一书中。这本书是根据1950年到1951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应用社会学研究所对六个中东国家所做的一次大规模社会调查取得的资料写成的。

　　勒纳认为，世界各国的发展道路都是从传统社会经过过渡型社会，最后进入现代社会。而人类的传播形态是与社会形态及其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其发展趋势是从传统社会的口头的人际传播向现代社会的大众传播方式演变。此时期的传播模式具有的特征包括：以高技术为传播过程的中间媒介，受众的社会化和多样化，传播内容由以传达政令为主转化为传递信息和描述事实为主，信息来源不再主要来自等级制结构，而是专业化的社会团体、企业和组织。

　　勒纳理论模式的核心是以城镇化、教育、大众传播的普及和参与四个要素的相互作用来解释现代化过程的。勒纳认为，现代大众传播媒介可以帮助人们突破地理的限制，开阔视野，培养发展现代性格。

　　后来的历史实践证明，勒纳的模式实际上是以西方社会为蓝本，忽略了第三世界国家不同的民族特点、文化传统和具体的社会条件，因此并不是普遍适用的。

　　美国著名传播学家韦尔伯·施拉姆综合了各国研究成果，在1964年发表的《大众传播媒介与国家发展——信息对发展中国家的作用》一书，全面提出了关于第三世界利用大众传播事业促进社会发展的系统理论、发展战略和政策建议。

　　施拉姆反复论证和强调了信息传播对发展中国家的重要性，指出“有效的信息传播可以对经济社会发展作出贡献，加速社会变革的进程，也可以减缓变革中的困难和痛苦”。

　　施拉姆考差了全球信息流通不平等的现象。他认为传播事业在国家发展中具有守望、决策和教育的基本功能。

　　美国传播学家弗里特·罗杰斯在1962年出版的《创新发明的推广》一书中提出他关于传播和发展的模式。罗杰斯把传播看作是社会变革的基本要素。他将社会的变化分为内生型变化和接触型变化两类。前者变革的动力来自社会内部，后者动力来源于外界的新思想新信息。他认为，第三世界国家大多为接触型变化，即由于来自西方的新观念新技术的影响而促进传统社会发生变革。

　　1）新事物新观念。2）传播推广渠道。3）时间。4）作为接受创新发明的社会成员。

　　经过一段时间的历史实践之后，不少第三世界国家在发展过程中遇到了意识不到的困难和曲折，勒纳等人设想的借助传播媒介促进国家发展的图景过分简单化了。

　　在这种情况下，西方和第三世界一些持激进观点的学者（包括新马克思主义者）对上述西方的理论进行了反思和批判，侧重从社会的整体形态和结构、传播体系与政治经济制度的关系、国际政治与经济秩序与传播秩序的关系等方面提出了新的见解。

　　他们指出，早期的有关国家发展的传播学理论主张发展工业，扩大城市，发展经济，提高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但忽视了人类的生活质量的提高，国家发展的根本目的不是达到某些经济数字，而是为了从总体上满足基本的人类生活需要。

　　依附理论的创始人是政治经济学家萨米尔·阿明。这种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大众传播媒介对发达国家的依附主要表现在如下方面：传播技术的依附、发展资金的依附、传播制度的依附、传播内容的依附、广告的依附。

　　文化帝国主义的概念是由北美传播政治经济学创始人之一赫伯特·席勒在《大众传播与美利坚帝国》一书中指出。文化帝国主义主要有两个目标：经济上要为其文化商品攫取市场。政治上要通过改造大众意识来建立霸权。

　　2）它是一种文化价值的扩张，即通过含有文化价值的产品或商品的销售而实现的全球性文化支配。3）文化扩张主要是通过信息产品的传播而实现的。在文化扩张的过程中，跨国媒介公司和大众媒介是最有力的制度化手段。

　　世界体系理论由美国社会学家沃勒斯坦提出，认为世界体系是资本主义生产内在逻辑充分展开的结果，当今国际事务、国家行为和国际关系都是这一逻辑的外在表现。强调不应该以单个的民族国家，而是以资本主义经济链条所涵盖的整个社会系统为单位来分析社会变迁。世界体系是一个将资源从边缘向半边缘、中心流动的秩序。

　　随着互联网的兴起，信息成为了新的地缘政治资源，受到了当今世界各国的重视。丹·席勒在《信息资本主义的兴起与扩张：网络与尼克松时代》中指出，美国在争夺通讯网络主导权的艰难博弈中，国家、国际组织、通讯运营商、大型商业用户等影响信息网络发展方向的关键力量相互促进或相互掣肘，并最终促成了全球信息资本主义的权力格局。

　　即便是不怎么关注国际局势的同学，应该也可以感受到中美当前叙述话语的对立，当前国际涉华舆论生态正在从国际大循环向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格局转变。

　　从现实主义视角看，随着中国政治经济影响力增强，中国在国际上的话语关注度越来越高，硬实力的提升使得中国的话语权力有所提升。最显著的莫过于疫情期间中国的表现，在疫情肆虐席卷全世界、各国经济遭受打击的大势之下，中国经济平稳运行，国内秩序井然有序，这使得很多西方学者开始重新思考。

　　从新自由制度主义视角看，当前相互依赖的国际体系日益深化，世界从未像今天这样休戚与共、命运相连。尤其在面对全球性传染病、反恐、环境保护等非传统安全问题时，寻求多元论而非一元论的“重叠共识”，已成为世界与中国合作的现实需求。

　　当前，国际话语场成为各国维护自身权益、争夺合法利益和增强综合实力的重要战场。谁能拥有强大的国际话语权，谁就能更好地表达自身诉求、捍卫国家权力，甚至改变他国意志和国际局势的发展方向。

　　对国际传媒的掌控程度影响着一国发声大小。一方面从量上来看，增加对传媒平台和渠道的占有对于增强国际话语权至关重要。另一方面，媒体的质量在国际话语权的建设中更为重要。

　　在此次抗击新型冠状病毒的战役中，某些西方国家借由传媒优势对中国进行话语重构，以观、偏激、歧视的视角进行报道，混乱了世界人民的视听，掩盖了疫情的真实情况，损害了中国的大国形象。从对病毒的关注转向对中国的攻击，明显地表现了部分西方媒体的意识形态色彩，无益于世界各国抗疫工作的开展。塑造正面的中国国家形象、争夺国际话语权方至关重要，同我国外宣媒体依然任重而道远。

　　1、中国国内话语体系（政治话语体系、媒体话语体系等）与国际话语体系在一定程度上仍存在脱节甚至逆向发展的问题。

　　对外传播过程中，我国媒体大力宣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等本是应有之义，但有的媒体往往喜欢站在自己的角度进行“灌输”，政治色彩过于突出，意识形态色彩过于明显，与境外舆论场格格不入。突出表现在对外传播主题过多集中于重大议题、严肃话题，缺乏对普通人日常生活的描绘，造成“不食人间烟 火”的效应，无法与海外受众形成共鸣。

　　此外，我国媒体习惯“报喜不报忧”，正面报道和负面报道比例失调。对外传播应致力于构建良好的国家形象，但在具体操作过程中被部分媒体片面理解为“报喜不报忧”，对我国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问题、矛盾，三缄其口、三言两语，给外界造成心态狭隘、不愿正视自己的印象。

　　2、中国议程框架和世界多元议程框架的不匹配问题，中美两国人民之间也存在着理解隔阂，从官方到民间，不同的逻辑和叙事体系显然令对外传播工作变得困难重重。

　　以媒体报道为典型，各国媒体都在按照自身的逻辑和话语进行叙事表达，越来越显现出民族中心主义的情绪，在多元流动的赛博空间里，这种情绪更易于被放大和出现错位解读。

　　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的历史发展、社会演进等方面存在差别，因此在价值观、社会制度、生活方式等方面或多或少存在差异。

　　正如前文我们提到的文化折扣等跨文化传播中的理论一样，在不同文化的交流碰撞中会出现各种问题，价值观、文化理念冲突都在所难免。重要的是如何弥合彼此之间的鸿沟，寻找沟通的共同点。

　　比如在脱贫主体的叙事话语中，那些牵人心绪的贫困叙事往往能跨越不同国家民族文化差异的阻隔，成为人们共同关注的重要话题。但是国外媒体在对中国脱贫攻坚的报道中却存在着话语的割裂，他们认可中国的脱贫成就，但不认为这是对人权的一种保障。当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就需要我国媒体搭建出自己的话语体系，去发出自己的声音。

　　意识形态障碍是因为中国基于自身的历史发展和现实需求采取了符合自身特点的国家治理方式和政治运行模式，这与大多数国家尤其是西方国家迥然不同。

　　长期以来，由于社会道路、政治制度、文化传播、意识形态等的不同，中国与西方之间经常会产生意识形态冲突，尤其是西方主流媒体会借“民主自由、人权思想”恶意诋毁我国的主流意识形态和民族传统文化。

　　从疫情初期对中国疫情的片面报道到病毒溯源上的无凭指责与污蔑再到新疆棉花的无理扣帽子再到疫情全球蔓延的甩锅再到美国科技领域对中国公司的封杀......国际主流舆论界对中国的污名化报道，是当前面临的严峻形势与挑战。

　　正如北大王维佳老师论文中所提到的：“‘指责中国’，不仅可以转化西方社会内 部难解的舆论危机，更能够在实质的外交、经济和科技领域抑制这个威胁霸权结构的潜在力量，说不定还能为军国主义加强地缘布局鸣锣开道。于是，在中美两大经济体的经贸关系已经显现出结构性互斥的时代背景下，敌友划分的“他性政治”已经从全球化大同世界的迷梦中死灰复燃。”

　　后疫情时代的国际舆论场变得更加复杂，掺杂了政治、经济等多重矛盾与利益关系。

　　尽管国际局势严峻，但是中国被国际媒体报道的数量有了显著提升，据学者论文统计，2020年中国被报道量是2000年的8.8倍。从数据上看中国的被报道量（国际舆论关注度）很接近美国，已经超过英法德。

　　随着新媒体的发展，中国社交媒体发展也在迅速走进国际舆论场，并凸显出自身强大的国际影响力，以李子柒为代表的民间话语进行视频传播中国传统文化的效果显著，甚至中国人民大学公共外交研究院副院长雷蔚真表示：“从某种意义上来看，中国缺少的恰恰是资本逐利驱动力下所生产的、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成功产品，这样的内容生产是可持续的，并且能够真正展示中国的软实力。李子柒目前还只是个案构不成现象。中国的软实力需要更多的批量‘李子柒’”。

　　对外传播在内容方面的操作规范要遵循客观规律，提高专业化水平。此处的内容不限于新闻内容，还有纪录片、电视剧、电影、动画片等，对外传播的内容创意和制作都需要充分尊重相应的规范和规律。

　　达雅·屠苏认为，中国媒体在叙事方面一直采用正面新闻（positive journalism）和建设性新闻（constructive journalism）的策略，这是与批判新闻“坏消息就是好新 闻”（bad story is good news）有所不同。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如果只有正面报道，可能会被当成另一种偏见， 从而影响中国媒体的公信力。

　　由于意识形态不同以及文化隔阂的客观存在，媒体想表达的观点与受众最终所理解的往往会存在偏差。国外受众对真实性的要求颇高，外宣媒体在报道时应尽最大可能地呈现事实，提高传播的可信度，建立起受众对中国媒体和中国国家形象的信任感，逐渐形成一个良性循环。越真实越客观的报道，越容易取得信任；越完美的报道反而越容易被视为宣传、炒作。只有建立在充分的信任感基础上，国外受众才能对中国故事加以认可，对中国抗疫斗争给予真正的理解与支持。同时要有变“传播”为“沟通”的理念，站在更平等的角度与受众对话。

　　大多数海外受众更相信本国媒体和权威人士所说的话，后者对中国的正面评论对某些西方媒体产生了巨大打击，逐渐瓦解着西方对中国根深蒂固的偏见，润物无声地引导了舆论。鉴于此，外宣媒体应邀请有社会影响的外国专家、权威人士、意见领袖、新闻人士、网红博主等来中国进行实地考察，回国后与受众分享自己的切身经历，长此以往，海外受众将越来越信任中国媒体、愈加客观地了解中国。

　　在官网受关注较少的情况下，外宣媒体应不失时机地主动出击，与国外媒体开展更多层次、多领域的深度合作，借更多的船，出更远的海，以制造更宽、更广、更新的国际舆论场。

　　在国际社会讲好中国故事，绝不只是外宣媒体和新闻工作人员的责任，“应组建官方与民间相结合、境内与境外相结合、传统与现代相结合、专业和业余相结合的‘传播矩阵’”，使讲故事的主体更加多元。李子柒原创视频征服无数海外网友并斩获YouTube银牌奖，为更多普通民众参与中国故事讲述提供了诸多启示：好的中国故事应含有被国外受众广泛认同的情感需求与价值理念，如爱——对自然、生活、文化、美食、劳动及他人之爱。宏大叙事固然必不可少，“小而美”的故事更容易打动人心。

　　在传播内容上，要充分考虑文化差异，用当地人熟悉的方式拉近心理距离；在传播手段上，要充分利用新媒体技术，以视频、海报等更加明快的方式表达观点；在传播方式上，讲述中国故事要更加接地气，以在更大程度上、更广范围内引起情感共鸣；在传播平台上，要大力加强海外本土化建设，更好 地实现信息落地、贴近受众；在传播策略上，要敢于斗争、善于斗争，主动出击设置议题，争取在传播效果上实现突破；在传播战略上，要减少压迫感、增强亲近感，实现从宣传向传播的转变。

　　1、范东生.发展传播学——传播学研究的新领域[J].国际新闻界,1990(03):1-14+52.

　　2、史安斌,张耀钟.数字化公共外交：理念、实践与策略的演进[J].青年记者,2020(07):78-81.

　　6、生活日常的全球化与国际传播 产业化路径的探索 ——关于李子柒现象的讨论，张毓强 庞 敏完美体育 WM365